徐守身

徐  守  身

（1915—1968）

徐守身，曾用名徐念宾，1915年出生于江苏省丰县欢口乡徐王庄村的农民家庭。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安全和情报工作。建国后，先后任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公安部一、二局办公室主任、副局长；1957年调入吉林省工作，历任吉林省公安厅副厅长、厅长、省委候补委员兼吉林省武警总队第一政委等职。

徐守身六岁入本村小学读书。八岁时父亲病故，这使原本较为富裕的家庭生活陷入困境。因此，徐守身只得中途辍学，帮助母亲和兄长从事农业劳动。由于连年天灾，粮食产量逐年减少，去掉各种苛捐杂税，连全家人的口粮都不足。每到春荒时节，家里常以树叶和野菜充饥。生活的艰辛使徐守身感到，只有重新入学读书，才能改变自己的处境。在他的苦苦哀求下，得到家里的允许，15岁时他又重新入小学读五年级。1931年夏，徐守身小学毕业，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省立徐州中学。金榜题名并没有给他带来喜悦，由于家里实在是拿不出学费，在母亲的坚持下，典当了几亩土地，加上从亲朋好友那里借来的钱，才为徐守身凑足了学费。徐守身入学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掀起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抗议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抗日救亡运动。徐守身参加了徐州学生请愿团，到南京面见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回到学校后却遭到学校当局的打击。徐守身十分气愤，为什么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有罪，为什么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使大片国土沦丧却不受制裁。带着这些疑问他开始如饥似渴地读书，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等一些进步书刊成为他生活中的向导，从书中他了解了陈独秀、李大钊等名人，特别是李大钊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献身的浩然正气，使他肃然起敬。这期间，徐守身为筹集学费费尽了周折，实在是无处借贷，为了不中断学业，减少家里的经济负担，他借了堂叔的初中毕业证，于1933年考取了江苏省连云港东海师范学校（读师范学校可免除学费）。在新的学校里他结识了进步同学周统球和历史教员张松年，在他们的影响下，徐守身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张老师在课下经常给徐守身讲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都是学识渊博的人，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走到哪里都受到群众的拥护和欢迎；而国民党军每到一处，群众都是怨声载道。这使徐守身从崇拜共产党到向往共产党。

“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战开始，各地青年学生纷纷奔赴延安投身革命。此时，正在家乡当小学教员的徐守身再也坐不住了，他决心投笔从戎，走上抗日杀敌的战场。他利用业余时间经常到县城找青年好友探讨救亡图存的道路，希望能够找到中国共产党投身于党领导下的抗日斗争。这年10月，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遇到从北平回乡探亲的中共党员刘导生（建国初期任团中央书记），通过他的关系，徐守身、朱本渭以及刘导生的弟弟刘振德一起来到延安，通过入学考试，成为抗大的学员。徐守身和朱本渭被编入抗大第三期第七队学习。从此，徐守身走上了革命道路。

徐守身是带着强烈的革命愿望来到延安的，所以，从成为抗大学员的第一天起，他便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毛泽东著作，认真听取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经常和同学开展讨论。通过学习，他的政治理论水平有很大提高，毕业时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被抗大军事队录取。在军事队里，紧张的学习和军事生活使徐守身得到很大的锻炼，他的思想日益成熟。由于他学习刻苦，成绩优秀，平时又关心同志，处处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在同学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受到党组织的关注，得到重点培养。1938年2月5日经袁得胜、汪应中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他被编入抗大第一大队到瓦窑堡学习，由于他各方面表现突出，在竞赛中被评为突击队员。1939年初，徐守身考入延安马列主义学院。在这里他进一步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从而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充满了必胜的信心。由于他学习成绩优秀被选为党支部学习委员、生产队分队长和联共党史教员。此间他还获得陕甘宁边区二等劳动英雄奖。1941年夏，他被分到中央军委二局任政治教员。

1941年11月，徐守身被调到中共中央社会部工作。从此，开始了他的公安保卫工作生涯。起初，在社会部政治处负责机关的政治理论学习。1942年初，延安开展整风运动，他被抽调到机关学委会整风办工作，在整风中徐守身检查了自己在学习、工作中存在的教条主义工作方法，这对他后来在工作中能实事求是、全面地看问题很有帮助。1943年春，由于康生搞所谓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使怀疑一切的扩大化错误日益严重。当时，社会部一名干部的妻子，从山西农村来延安探望丈夫，被怀疑是阎锡山派来的奸细而受到隔离审查。徐守身挺身而出，向一位负责人申明不能搞怀疑一切的做法，但被批评为有右倾思想，责令检查。后经组织查明确实没有根据，才将那名干部的妻子解除隔离。徐守身的说法被证明是正确的。这对夫妇后来说“徐守身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敢于说句公道话，真不容易，他是个主持正义的好同志，我们永远忘不了他”。

1944年底，徐守身到山西太原八路军办事处任秘书，主要是负责收集阎锡山派系的军事情报。1945年“八.一五”光复前，按中央社会部的命令，他携带电台秘密撤回延安。抗战胜利后，他在中央社会部一室负责编写各党派的有关材料，在党的训练班上讲党课，任弼时同志曾听过他的汇报，并给予充分的肯定，这给徐守身很大的鼓舞和鞭策。

1946年初，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挑起内战。社会部领导派徐守身随马明方、胡乔木等去甘肃省庆阳、陇东参加土改。3月，胡宗南奉蒋介石的命令进攻延安，庆阳、陇东也先后被敌军占领。当徐守身等撤退时，敌军已逼近，情况十分危急。部队连夜撤离，在行军途中，路过一座大山时，徐守身失足摔倒，失去知觉，被同志救起后，因须恢复伤痛留在专区保安处工作，同年8月回到中央驻地。

1947年3月29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村举行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中共中央精干机关，继续留在陕北。党中央为了保卫毛泽东的安全，及时掌握敌情，要求进一步加强情报工作。中央社会部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确定三项措施：一、派室主任汪东兴、罗青长随毛、周、任在陕北活动；二、在陇东、绥德、三边设立三个侦察站，派徐守身、钟永骥 、晋巩分别负责三站工作；三、将西安、北平、兰州、沈阳四个秘密情报电台交中央直接指挥。徐守身接受任务后，深感责任重大，他深入各地广泛收集情报，及时上报中央。1947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这是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为了保证会议安全，会前作了周密安排。因这里距敌人只有25公里，是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活动，所以警戒任务十分重要。汪东兴、刘辉山带领一个班严密检查各要道的情况。徐守身和钟永骥等同志日夜守卫在毛泽东身边，一步不离，时刻保卫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这次会议的保卫工作做的非常好，得到中央社会部李克农部长的表扬。

1948年1月，党中央为了避开蒋介石对陕北的重点进攻，准备把机关迁往河北建屏县。为此，中央派徐守身和刘坚夫打前站，他们辗转几个月才到达西柏坡。当时正逢春节，徐守身顾不得休息，马上投入工作，一边安排机关驻地，一边帮助石家庄公安局清理案件。一切准备工作就绪，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安全抵达。

1948年12月14日，中央社会部派徐守身随彭真、叶剑英等领导同志带100余人抵北平城郊，做中共中央、毛泽东进京前的准备工作。19日，在摧毁伪警察机构的基础上，建立了北平市公安局，徐守身到香山公安局接收，并任香山公安分局局长（郊五分局，毛泽东、中共中央暂住地）。

1949年2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周恩来负责成立了中央转移工作委员会。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先行抵京安排接站工作，徐守身奉命前往香山，准备迎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徐守身按照上级命令，对香山管区的安全保卫工作进行精心的安排和部署，李克农部长和谭政文局长亲临清华园检查，对安全工作极为满意。按原定计划，3月25夜凌晨2点，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从清华园火车站下车，乘坐警车一路平安地来到香山双清别墅。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在香山住下后，安全问题是所有警卫人员的头等大事，容不得一丝一毫的麻痹大意。作为香山公安分局局长的徐守身，此时更是感到责任重于泰山，他要求警卫人员要杜绝一切不安全因素，保证中央领导同志的绝对安全，务必做到万无一失。为了保卫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4月7日，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召集有关人员在颐和园开会。会议确定在西直门、海淀、青龙桥、八大处、香山设立检查站，每个站配备2名侦察员、6名武装警察和2名便衣侦查员。主要任务是配合侦查，转移目标，维持交通秩序，注意发现问题。其次，北平市公安局派出消防队住在青龙桥，配合防空委员会执行防空任务。第三，北平市郊五、六分局加强治安工作，侦破案件，开展户口调查，管制特种人口，搜集敌社情报，及时向治安委员会报告。

从1949年3月毛泽东住进香山，到7月毛泽东离开，在4个来月的时间里，香山地区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徐守身出色地完成了保卫党中央和毛泽东安全的任务，受到中央社会部的表扬。不久，徐守身被任命为海淀分局局长。

1949年8月，徐守身调北平（市）公安局，先后任局长秘书、办公室副主任。1952年初调任公安部一局办公室主任、副局长。1955年7月任公安部二局副局长，至1957年7月。徐守身长期在中央机关工作，感到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他渴望到下面去工作，进一步提高独立处理、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于1956年末向上级申请到基层的实际工作中锻炼。

1957年8月，经公安部党组批准，徐守身调任吉林省公安厅任副厅长。同年9月，任公安厅党组书记、省政法党组副书记。1958年12月任厅长，兼吉林省武警总队第一政委。1960年3月，当选为中共吉林省委候补委员，1962年5月兼吉林省武警（公安）总队党委第一书记。

1957年至1967年，徐守身在吉林省公安战线整整工作了10年。在这10年中，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亲临现场，精心指挥，从东部的长白山麓到西部的科尔沁草原，足迹踏遍了白山松水、松嫩平原。为保卫吉林的经济建设，巩固人民政权，打击敌人，保护人民，做出了重要贡献。

徐守身作为一厅之长、党组书记，十分注意带班子、抓队伍。徐守身常说，一把手是班长，班长的重大责任就是要把一班人团结好，带领好，把下面的兵训练好。他在公安厅任厅长的10年间，始终坚持言传身教，处处以身作则。10年来，不论一般会议上的讲话，还是全省公安会议上的报告，他从来都是自己写讲稿。由于他深入实际，了解情况，所以他的报告既有理论又有实际，生动准确，令人信服。他要求省厅处长和市地公安局长讲话稿都不要秘书代劳。特别是汇报工作，他认为既然是自己调研掌握的情况，就不要照稿去念，这体现不出真正的水平。在听别人汇报工作时，徐守身既认真又仔细，对空洞无物，废话连篇的报告严辞抠问，想敷衍了事的休想过关。后来，大家都知道徐厅长要求严格，只要他听汇报，都事先把调研的材料吃透，反复熟悉情况，做到心中有数。久而久之，中层干部的素质都得到了很大提高。徐守身身为厅领导班子的班长，十分注意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仅敢于批评同级、下级，还勇于检讨自己。对于领导班子之间的批评在民主生活会上做认真检查；对来自群众的批评，他曾多次在全厅干部大会上做公开检查。1964年公安机关开展“三清五查”运动，群众对他的工作方法提出一些批评，他反复仔细地看，认真摘记，然后在干部大会上毫无保留地揭露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甚至痛心落泪。他说：“我对下级要求太苛刻，有时候不留情面，不讲方法，损伤了同志们的自尊心，今后我坚决改正。”他的部下李长久回忆说：我一生当中没有见过徐守身这样心地坦诚、敢在群众面前剖析自己的领导，他发自内心的检查有谁不受感动，而又不谅解呢？他是一位勇于正视自己，襟怀坦荡，从不文过饰非，不为自己歌功颂德的人，是一个品格高尚的共产党人。徐守身不仅能够正确对待批评，对别人指责错了的也从不计较，而且更不给任何人穿小鞋。从他在使用干部问题上就可以看出来，他始终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的路线。对德才兼备的干部极力保护，大胆使用。在他的言传身教下，他身边聚集了一大批能文能武的领导骨干，这些中坚骨干后来都成为厅级主要领导。

徐守身常说：我们公安队伍是打硬仗的。因此，将要强，兵要精。如果我们的队伍素质不过关，人数再多也不顶用。所以，在队伍建设上，他强调领导干部既要抓建设，也要抓政治思想工作。要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到每一个人，做到基层，做到业务工作中去，以政治推动业务，实现公安队伍的革命化、专业化、战斗化。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徐守身根据上级精神，从1958年9月起开始认真落实第九次全国公安会议通过的《公安人员八大纪律，三项注意》和《人民公安机关开展先进工作者运动试行办法》。1959年2月以后，每年春节前后，坚持开展“爱民月”活动。1961年召开全省公安政治工作座谈会，修改了《吉林省公安保卫干部和人民警察守则》。并对公安机关出现的浮夸风、特殊化、个人说了算的不良作风进行批评。从1963年开始，全国开展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学习雷锋活动。广大干警的组织纪律性不断加强，警民关系十分融洽。为了提高干警的业务素质，他一方面号召干警大练基本功，要求干警干什么学什么，开展岗位大练兵，掀起比学赶超的学习热潮；一方面，对基层骨干加强培养教育，办脱产学习班，定期轮训县公安局科、股长以上干部。从1957年到1966年共轮训在职干警14355人（次），招收培养新民警1217人。在培训中，徐守身不仅自己亲自讲课，还编写《公安工作方针、政策概述》等讲稿。他针对有些领导干部对“专门机关和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方针有片面理解的问题，在讲课中指出“有的同志一提到群众就不要专门工作，一提到专门工作，就不要群众路线。把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对立起来，没有把它们看成是矛盾的统一体，这是不对的”。听者深受启发，大大激发了政工部门和学员们学习的积极性。

徐守身认为全国乃至一个地方社会治安状况的好坏，是衡量我们公安工作好坏的重要标志。因此，他始终把整治社会治安问题，当成公安机关最重要的任务来抓。在工作中一直坚持“预防为主，打击为辅”和“抓防范、搞打击、打防结合”的方针。他是全国公安战线有名的专家，特别重视敌情社情的调查研究。他在吉林省任公安厅长期间，极其重视隐蔽斗争，主要抓海外派遣的间谍和特务斗争。对重大案件他都亲自过问，精心指导。1959年台湾蒋特机关“中委会第二组”派特务侯金顺潜来长春，建立“交通通讯中心站”，委任侯金顺为地下“长春市长”，企图搞反革命联络活动，发展特务组织，建立地下政府，搜集各种情报，搞“心理作战”等。台湾还派特务黄维山，在长春架设电台。这些特务一落脚，就被我公安机关掌握，在徐守身的具体指导下，长春市公安局将其一网打尽，缴获了电台、收音机、密写剂、反动宣传品，特务活动经费等大量罪证。六十年代初，国际掀起反共浪潮，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美蒋务特和国内一些地、富、反、坏分子乘机捣乱，一些曾经受到打击的反动会道门头子、骨干，暗中发展组织，积聚力量，造谣中伤人民民主专政，破坏社会治安和经济生活，在群众中通过散布封建迷信思想，妄图“变天”。在这种情况下，徐守身组织公安系统在全面加强保卫工作的基础上，及时地开展了打击反动会道门活动。先后侦破了双阳、长岭、辽源、伊通等县的反革命集团案件，打击了首恶，震慑了敌人，稳定了群众情绪，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

六十年代国民经济困难时期，社会治安一度出现混乱局面。一方面，阶级敌人乘机进行造谣、煽动、行凶、纵火等破坏活动；另一方面、群众性的偷摸拿哄抢国家和集体财物、粮食等事件时常发生。敌我两类矛盾交织在一起，使社会治安更加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徐守身带领工作组先后深入到白城、长春等地蹲点调查，掌握大量的材料，经整理后向省委作了汇报，在报告中他强调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要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省委对徐守身的报告十分满意，并采纳了他的建议。公安机关也采取了十分谨慎的做法，对属于集体瞒产私分和群众性的乱拿乱摸等人民内部问题，公安机关一般不插手，而是了解情况，由当地党委和政府做出处理；属于反革命、地主、富农分子的破坏活动，惯偷、惯窃分子的偷抢行为，以及其他刑事犯罪活动由公安机关在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依靠广大群众，配合有关部门依法严肃处理。公安机关的上述做法，正确地区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防止矛盾激化，孤立和打击了少数严重破坏社会治安的违法犯罪分子，教育了广大群众。在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徐守身领导公安战线的广大民警配合政府部门做了大量工作，实现了省委提出的保证不出乱子、不饿死人的方针，从而使社会治安秩序随着国家经济的恢复而日趋好转。

徐守身一直十分重视对罪犯的劳动改造工作。他认为：加强改造工作最主要的问题，要把政策、策略运用好，贯彻利用矛盾，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各个击破的原则，还要利用社会力量和家属做改造教育工作。从1958年以来，徐守身带领一班人加强了镇赉劳改农场的基本建设，先后修建长达41公里轻便铁路，85公里高压输送线路，使劳改农场成为拥有45万公顷的商品粮基地，同时还修建了辉南劳改工业基地。在全省调集8000余名三类（犯人、刑满释放、劳教）人员，大力开发杉松岗，主要生产煤炭、钢铁和森林采伐等。在建国10周年之际，为了向党和人民汇报改造罪犯成果，他组织举办了“吉林省劳动改造工作展览会”，展示了十年来罪犯通过改造成为新人的各类典型及他们在工业、农业等方面做出的成绩。广大群众和国际友人参观后，高度赞扬中国共产党的劳改工作方针和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为了进一步发挥劳改人员的积极性，经他提议省里批准，1960年建立公主岭劳改队，即新生轮胎厂，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轮胎。1960年末全省劳改工业总产值达到1.4亿元，不仅自给有余，还能为国家上缴利润。为了搞好劳改工作，徐守身经常深入全省各劳改监狱蹲点调查，制定全省劳改工作的长远规划。经他努力，全省在在长春、辉南、镇赉、吉林、四平等地建立了10个县团级单位，并加强了力量，充实了人员。1964年又组建了吉林省劳改局党委，由省委直属、省公安厅党组代管，大大加强了党对劳改工作的领导。

徐守身在工作中十分注意抓基础、树典型。他曾多次向地、市、州公安局同志说过：一把手的工作千头万绪，一定要抓大事、抓典型。不要靠会议和文件指导工作，更不要整天坐在办公室处理事务。过去我们领导机关的普遍问题，即是向下要的多，给的少。今后一定要转变作风，深入基础，蹲点调查，培养典型。并要求每一个市、县公安局长都要蹲一个点，搞自己的试验田，抓出样板，总结经验。在他的倡导下，全省公安系统十分注意培养典型，用典型引路，推动全省公安工作。1964年，全省树立了公安战线的一面红旗——长春市公安局东盛路派出所。这面红旗经过几十年的风雨更加鲜艳，如今仍是全国公安战线的排头兵。

凡是了解徐守身的人都知道，他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威严，但他是外寒内暖，心地善良。他干起工作来，认认真真，一丝不苟，不讲情面，但关心同志却温暖似火，体恤有加，是一个有如兄长般的好领导。三年困难时期，公安厅的住房十分紧张，他的秘书无房，他主动把自己的房间腾出一间先后让两个秘书住。有两位老同志的老伴没有工作，子女又多，生活困难，他主动给予他们生活上的补助。一次他到公主岭检查工作，发现执勤民警夜间以土豆充饥，他心里很不安，回到省里后亲自找粮食厅长协商，并经省委批准，给全省公安执勤民警补助一顿夜餐，使广大民警深受感动，干劲倍增。

1965年徐守身参加了珲春社教。身为社教团的副团长，按规定他可以住在招待所，但他坚持住在社员家，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春播、夏锄、秋收、冬场什么活都干。社员群众高兴地说当年的老八路、土改工作队又回来了。他蹲点的生产队有位回乡的女青年，因父亲是国民党军官，遭受歧视，对前途悲观失望。徐守身了解她的情况后，主动给她讲党的政策，帮助她认识到出身不可以选择，但是前途可以选择，重在政治表现。使她放下思想包袱，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由于表现出色，不久入了团，当上大队妇女主任，后来又入了党，当上了镇长。

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一场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吉林省公安机关在这场内战中受到严重破坏。

1967年初，在上海“一月风暴”的恶劣影响下，某些群众组织要夺公安厅大权。“文化大革命”对社会秩序和民主法制造成的破坏，引起了徐守身和广大公安干警的强烈不满和抵制。徐守身在逆境中坚持公安厅的“三权”不能交，维护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威严。在受审查期间，徐守身被某些造反派打成“大特务”、“走资派”。在艰难困苦面前，他以一名共产党员的高度责任感，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了大量对党、对人民负责的工作。他顶住压力，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经受了来自各个方面的考验，始终不说一句假话，不写一份假材料，充分表现了一名人民公安战士宁死不屈、忠贞不渝的崇高品质。1968年7月5日，徐守身含冤去世。在他逝世10周年之际，1978年7月，中共吉林省委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徐守身一生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原则，公道正派，积极工作，襟怀坦白，爱憎分明，团结同志，爱护干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了一生。徐守身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他有能力、有魄力，是我党的一名优秀党员，是公安战线的优秀领导干部。他的过早逝世，是吉林省公安战线的重大损失。徐守身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他钟爱一生的人民公安事业，吉林人民将永远怀念他。

（贾泽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