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杜

李      杜

（1880—1956）

     李杜，原名荫培，字植初，又名玄存、黎苏。1880年8月4日出生在辽宁省义县西关一个半农半商的殷实家庭。父亲李万钟，母亲王氏，兄弟四人，李杜居长。自六岁入学，李杜共读12年私塾。他学习刻苦，聪慧过人，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十九岁时，李杜因家道衰落辍学，去义县清河镇一家烧锅店当学徒。

     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之际，俄军出兵中国东北，溃败的清兵大肆抢掠，李家被抢劫一空。一天，李杜回到家中，正遇见清兵殴打其父母，他急忙上前阻止，被清兵开枪击伤。清兵走后，他得知家乡的百姓多受其害。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使李杜决心投笔从戎，以解救受难的中国民众。他发誓，果有带兵之日，定剿除害民之兵匪，保护百姓，绝不扰民。伤愈后，他察访到驻义县的清军二十镇的耿营长比较正派，便投其麾下充任司书，负责管理兵饷。1906年，李杜入奉天（今沈阳）讲武堂学习军事，毕业后任奉军连长。1922年后，李杜历任吉林军械厂厂长、吉林省警备司令、长春戒严司令、吉林步兵第15师第10旅少将旅长、第15师中将师长、依兰镇守使兼第9旅旅长。后改为第24旅旅长。在任警备司令期间，李杜大智大勇，多次与土匪交战，劝降“老白龙”绺子改编为部下，深得官兵赞誉。李杜带兵以后，牢记自己“绝不扰民”的诺言，所辖部队军纪严明，秋毫无犯，遇匪必剿，深受百姓的拥护和支持。为了提高官兵的爱民保民思想，李杜在镇守使大堂正中高悬亲笔书写的对联：“柳营春试马，虎帐夜谈兵”，横幅“还我河山”。还在旅部设军官轮训班，亲自为各级军官讲授兵法，分析战例，使其所辖部队成为奉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队伍。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使日本侵略者很快占领了辽宁全镜。吉林省以公署参谋长熙洽为首的军政要员们公然向日军投降，使得日军兵不血刃地于9月21日即占领了吉林省城吉林市，于26日成立了伪吉林省长官公署，25日熙洽正式就任伪吉林省长。熙洽的叛国投敌，激起了李杜满腔愤慨，他立即以依兰镇守使名义向所辖各县发出通电，痛斥熙洽的卖国行径，宣令各县“拒不附道，坚决抗日”。他要求各界协助部队维持地方秩序，积蓄粮草和军用物资，支援抗战。

     为了迎击日军进攻，李杜采取了许多积极措施。在军事上，李杜下令将分驻在松花江下游的各部集结在依兰附近整训，以待杀敌时机；同时派员整顿下江十三县的地方武装，设立自卫团督办处，组织民团以配合正规军作战。将熙洽的亲信马龙图革职，改派他的副官接任。在财力上，他断然通令属下封锁松花江下游各县的永衡官银号、农业银行及财政税收部门的款项，拒绝向省城交纳税收，积蓄起来以充军备。在政治上，他召集全旅少校以上的军官会议，他说：“日本用武力侵占我国领土，我们也必须用武力将他们赶出去。守土抗战，保国卫民是军人的天职，我李杜决不当汉奸，叫国人唾骂，更不做亡国奴，任人宰割”。“现在国难当头，大敌当前，军人不能苟且偷生，除了奔赴疆场，为国杀敌，报效国家之外，再无别路可走！”部属们慨然响应，决心追随李杜揭举义旗，共赴国难。为了了解敌情，李杜派人密切监视敌方动态，将富锦的无线电台站搬迁至依兰县，与张学良和上海、天津等地频繁联络，互通情报。同时密派人员联络马占山、丁超、邢占清、冯占海、张作舟等将领相约抗日。就这样，在日军压境、汉奸投敌、国土沦陷的危急关头，李杜临危不惧，沉着运筹，做好了一切应变的准备。

     汉奸熙洽深怕李杜在下江树起抗日大旗，便千方百计拉拢劝降。他先后两次派伪省政府参议、税务局长前往依兰游说，被李杜严辞拒绝，并且叮嘱来人规劝熙洽“省识大体，勿充国贼”。熙洽仍不死心，他深知李杜雄才大略，又在将士和民众中有极高威望，如其归降，是他的一只臂膀；如其不降，将是日伪政权的劲敌。于是熙洽亲自带人携礼品去李杜家中劝降，并威胁：如李杜不降，激怒日方，李氏全家老小后果不堪设想。当时李杜的父母还健在，儿子李乐、李凡尚小，为保护家人安全，李杜夫人当夜领着一家老小逃到依兰，投奔李杜。为了一心一意处理战事，李杜让全家人化装成难民，由卫队长李发带几名卫士护送进关去天津三弟家躲避。家人走后，李杜遂将家中动产变卖，充作军饷。此时，李杜已抱定与国土共存亡信念。

     熙洽见劝降李杜不成，便追随日军进犯哈尔滨特区。该地区处于哈满、哈绥线的交通中枢，北临松花江，东接老爷岭，不仅是南、北满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东北重要的战略要地。当时任哈尔滨特区行政长官的张景惠，在“九•一八”事变前就同日本军界有密切联系。日本占领吉林后，张景惠与日本军界的往来更加密切，并以扩编警察，维持治安为名，暗中接受日军由沈阳兵工厂拨给的三千支步枪和一部分重武器，大肆招兵买马，待机为日军效劳。当时，哈埠还驻有丁超和邢占清两个旅。丁超虽宣称不与熙洽合作，但暗中却派参谋长给日本关东军首脑本庄繁送礼物，妄图与日军合作，独树一帜。邢占清在部下推动下，有志守土抗日，但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亦未公开对抗，只是静待时机。

     1932年1月，熙洽在日军的指使下，以于琛澄为伪吉林省“剿匪”军司令，率伪军4个旅向哈尔滨节节逼近，就在哈市人心惶惶，形势危急之时，李杜毅然率领主力，指挥抗日义军西进，于1月26日抵哈。吉林省警备司令兼第1旅旅长冯占海也率部向哈市挺进，与李杜配合。27日清晨，冯占海部与于琛澄叛军交火，李杜也亲临前线指挥部队夹攻叛军。在两军的猛烈攻击下，伪军不支，纷纷溃退。当日下午，日伪军在飞机掩护下又卷土重来，李杜、冯占海两部遂将敌军包围，击落敌机一架。傍晚，敌人全部溃退，义军乘胜追击，伪军团长田德胜率部起义。28日，双方在南岗极乐寺、文庙一带对峙，抗日军首先发起冲锋，冯部宫长海率骑兵绕至敌人背后发起攻击，伪军仓皇向南逃遁。李杜、冯占海的抗日军秩序井然，开进哈尔滨市。日军侵占哈市的阴谋未能实现，第一次哈尔滨保卫战遂获胜利。

     为了联络吉林各部团结抗日，李杜进驻哈市后首先邀请丁超、邢占清、王之佑、赵毅、马占山等军政要员举行会议。会上决定成立“吉林自卫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抗日军队，大家公推李杜为自卫军总司令，丁超为护路军总司令，王之佑为前敌总指挥。同时，由李杜、丁超、邢占清、冯占海、赵毅等将领联名发表抗日讨逆通电和《告民众书》，号召军民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告民众书》中称，“杜等分属军人，职在捍国”，“在此形势严重之日，正我军人效命疆场之时”；“兹以军部成立，承各友军共推杜权摄总司令，勉荷艰巨，克日就职，望我父老子弟，念国土之垂危，痛沦胥之将及，互相救危，共策进行”。从此李杜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开始了为捍卫国土主权和民族利益而斗争的殊死拼杀。

     第二次哈尔滨保卫战首先由双城阻击战揭开序幕。1932年2月1日拂晓，赵毅旅在双城附近击溃伪军刘宝麟旅，然后进入双城隐蔽待敌。当晚，在双城堡车站阻击了日军天野旅团兵车，使天野旅团的主力遭受严重的损失。但由于日田岛旅团和二十架飞机的袭击，赵毅旅孤立无援，双城遂被日军占领。

     双城失守，使哈尔滨的门户洞开，日军主力很快逼近南郊，于琛澄五个旅也由阿城出发，向哈市道外进攻，哈尔滨外围保卫战于2月3日打响。为了应付万分危急的局面，李杜率总部参谋副官数名及卫队一连亲赴前线总指挥部，布置防务，指挥御敌。2月4日晨，日伪军各路向哈市发动了总攻。日伪军凭借人多势众和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步步向抗日军逼进。抗日军只凭着民房、土墙等建筑物和简单的武装抵御，双方炮火剧烈异常。三小时后，南岗、顾乡屯相继失守。这使各路日伪军毫无阻碍地向李杜、赵毅的防地压来。李、赵阵地腹背受敌，孤军苦战，敌人越来越多，步步逼近，战斗愈发惨烈。李杜派人联系友军接应，结果得到报告，其它各处防地已经失守，只剩他和赵毅的部队在坚持作战。他愤怒之极，不顾卫兵的劝阻，冲到前沿直接指挥作战，并亲自开枪杀敌。但由于弹药将尽，敌人越来越多，要取得胜利已不可能了。想到这次保卫战失败的严重后果，东北国土即将丧失殆尽，他焦忧万分，竟把嗓子急哑，说不出话来。这时，哈市内降日的警察署长和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等指挥日伪军从市里杀出来，断绝了抗日军的后路。处于日伪军的包围之中身体又多处负伤的李杜，看出败局已无可挽回，命令赵毅带队伍撤退突围，由他掩护。赵毅却坚持要与李杜一起突围，李杜不肯。为了让赵毅带部队尽快突围脱险，他决意以身殉国，欲拔枪自尽，被部下和卫士们夺下手枪。赵毅以进为退，指挥部队向敌人发起猛攻，待敌人慌乱防守时，指挥队伍保护李杜突出重围。日伪军们深知李杜、赵毅部队骁勇善战，不敢追赶。李杜率部退守宾州、方正，后返回依兰。

     哈尔滨保卫战失败了，但血战中部下将士的英勇杀敌的行动深深激励了李杜，使他放弃了殉国的念头，决心致力于抗日救国大业。李杜认真总结了保卫战失败的原因，他认识：要抗日必须以民族大义统一全体官兵，并争取民众支援，否则抗战难成。他致书散失各地的将领，晓以大义，劝其抗日救国。不久，邢占清、丁超率余部转到依兰与李杜会合，吉林救国军王德林等也派人联络，表示愿意听从李杜指挥。从此依兰便成了吉林省继哈尔滨之后第二个抗日救亡的大本营。

     日伪军攻占哈市之后，分三路进攻延寿、方正、珠河地区。李杜在依兰整顿兵马，统一将士思想，准备再战。他多次召集部队干部会议，提出：“为了争取抗日胜利，必须积极整顿队伍，筹集粮饷，动员后方民众，支援前方作战，齐心合力共赴国难”。接着，他又召集下江十三县的绅商开会，反复阐述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及军民团结抗战救国的意义，号召绅商百姓在国难之时，尽匹夫之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部队筹划粮饷，输送兵源，民兵协力保卫下江。为了表示抗日的决心，李杜带头毁家纾难，将银行存款和个人经营的面粉公司统统捐献出来，以充军饷。在他的带动下，当地仕绅、商人们踊跃捐款，地主捐粮，城乡青年纷纷报名加入抗日队伍。抗日部队迅速发展壮大。

     与此同时，李杜苦心经营，整顿队伍。他每日“清晨检点军队，监视操练；午间批阅文件，每遇要事，则终夜深思，不能就寝。午后则与地方领袖、政治当局协议筹济事宜，且对国际情势及外交情形尤其搜求，而不时加以研究”，由于他经日操劳，心力俱瘁，年仅五十的李杜就患上了“呕血症”。由于李杜的积极努力，依兰及下江十三县又点燃了熊熊的抗日烈火。

     1932年4月，为打击日本侵略者，收复失地，李杜在依兰召集军事会议，决定以3路大军向哈尔滨进攻。数日后，左、中、右各路相继报捷。就在自卫军三路大军节节胜利，攻下哈市指日可待的时刻，后方自卫军总部所在地依兰突然遭到日伪军的偷袭。原来由于三路大军出征，后方依兰空虚，日军乘虚而入。李杜闻讯，指挥留守部队死命抵抗，可惜兵力薄弱，前方将士又回师不及，依兰随即失守，李杜只好率余部经勃力转移到梨树镇。

     依兰失守后，李杜苦心经营的被服粮草，武器弹药以及机械所全部落在敌人手中。6、7月间，前方各部相继失败或溃散，冯占海率部南下，杨耀钧、邢占清也率残部撤回勃力、八面通。这时，李杜所率部队已到了兵不满千的地步。汉奸熙洽认为有机可乘，先后4次派人说降李杜。李杜则针锋相对，当众揭露敌人的阴谋，痛斥游说者。为了表明自己抗日的决心，李杜在致北平救国会的电文中郑重宣誓说：“只有杀敌李杜，以光我中华民族；决无降敌李杜，以污我中华战史”。(1932年《救国旬刊》)与此同时，李杜冷静地分析了严酷的现实，认为要抗日到底，首要是把部队的士气再次鼓动起来，他对将士们说：“梨树镇乃吉林省大矿区，易筹军饷，又南依中东路，地处深山区，交通方便，易于防守”。他号召将士们振奋精神，克服困难，重新组织和发展抗日力量，建立梨树地区武装抗日斗争的根据地。经过一番整顿，李杜自卫军和王德林所部救国军合作，联合各分散的抗日武装组成抗日义勇军，很快地控制了梨树镇、八面通、勃力、林口、绥芬河、穆棱、密山、宁安、敦化等大片地区，发展到七个旅，抗日义勇军武装达四、五万人。

     1932年秋天，日军集中兵力解决了马占山、苏炳文等部以后，便准备对李杜、王德林部实行围剿。11月下旬，敌人以三个师团的兵力对下江地区进行围剿，李杜的自卫军和王德林的救国军各部在宁安、磨刀石、下城子等地分头阻击，节节抵御。终因力量薄弱，后继无援而纷纷溃退，敌人占领了哈绥沿线的重要防地，战局急剧恶化，自卫军的大本营梨树镇也岌岌可危。李杜无奈率部向北转移，准备赴宝清与丁超会合。不料，此时的丁超已接受了伪锦州省长的条件，投降了敌人。李杜只好改变计划转向密山，决计撤入苏联境内，养精蓄锐，以图再起。1933年1月9日，李杜、邢占清、杨耀钧等人先后率残部二千余人由虎林渡江进入苏联境内。

     李杜出国前，嘱托留在国内坚持抗日的部下陈宗岱团长和保卫团第九大队长高玉山等人，要他们暂避敌之锋芒，保存部队实力，依靠民众，待机杀敌，并将重武器留给他们。李杜表示：“我回到关里一定要求派兵或发枪械来接济你们，那时我李杜一定讨前锋打回来，与你们相见。”

     1933年6月4日，李杜从苏联赴欧洲转道回国。一入上海，他便作诗抒怀：“遍地荆棘树，弥天烽火烟。岂甘沪上居，枕戈卧薪眠。心存国家情，梦绕白山巅。何日驱丑虏，太平不慕仙。”表现了他的矢志救国的坚定信念。这年8月，李杜认真总结了在东北抗日的经验教训，就如何组织和领导东北抗日义勇军问题，写出意见书，呈交国民政府。在这份意见书中，李杜敦促政府“必有准备收复东北之计划，在此时期正宜利用各省义军，使之扰乱倭寇不得安宁，……”同时，他忧心忡忡地念及留在东北抗日的义勇军战士，“各地义军皆爱国健儿，不甘从贼，虽处穷蹙，仍以死相拼，其志可嘉，其情可悯，若能予以援助，俾知中央未尝放弃东北，其奋斗之精神宜益报励矣！”为了把东北的抗日斗争进行到底，他请求政府组织“官办”的东北民众救国委员会，筹措经费，购买枪械，支援东北的抗日斗争，同时由救国委员会派遣联络员，化装赴东北各地调查，组织各地义军协调作战，搔挠敌人，迎接政府出兵。李杜满怀忧国忧民之心呈交的意见书，没想到在国民党上层人物的眼里不屑一顾，他们不仅自己不抗日，也不允许他人抗日，李杜的意见书则成了一张废纸。

     然而李杜并不灰心，他不顾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反对，亲自去庐山面见蒋介石，要求蒋介石出钱出兵支援东北抗战，遭到蒋的拒绝。从此，他开始对国民党政府的行径产生不满。在《牯岭小住》一诗中，他写道：“转战归来只此身，茫茫沧海劫余尘。欲识庐山真面目，几度徘徊看白云”。表现了他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失望心情。但他抗日的决心不减，在另一首《忧时》诗中写道：“众志成城驱强虏，勿将华夏复夷狄”，决意凭自己一腔热血，发动群众，联络旧部，继续进行抗日复土的神圣事业。他多次派代表秘密潜入东北，联络和指挥在吉林、下江一带坚持抗战的义勇军各部，勉励和赞扬他们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1934年7月，李杜同宋庆龄、何香凝等进步人士一起倡议成立了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李杜就任该会的武装部长。他利用这个身份，终日走访各机关、团体、学校，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宣传抗日义勇军在东北的英勇事迹，并组织各界人士捐款，支援东北的抗日斗争。

     李杜在多年抗日救亡的实践中，耳闻目睹了国民党军政首脑人物的腐败和置民族大义于不顾的种种卖国丑态，看清了蒋介石反动派背叛民族利益，丧权卖国的真面目，他靠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的希望已成泡影。在报国无门的痛苦之际，他接触到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其抗日救国思想得到共产党的支持。从此，他秘密同共产党人联系，认真学习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抗日主张，增进对共产党的了解，他拥护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民族大众的进步事业，义无反顾地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并与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积极热情地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亲密的朋友。

     1936年春，中共中央为了领导东北人民的抗日活动，在北平筹备成立东北救亡总会。李杜不仅积极参加“东总”的筹备活动，在经济上也慷慨解囊，先后资助过居住在北平的李向之、李延禄、赵尚志、陈大凡等东北抗日将领及其家属。他对在虎林坚持抗战的高玉山义勇军的进关代表说：“现在抗日不能依靠蒋介石，收复东北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你们青年一代的身上，希望你们善自为之，不要去南京了……，冯玉祥那里也不要去了，他的抗日联军计划已被蒋日合谋的进攻而垮台……”。李杜彻底丢弃了对国民党政府的幻想，决心亲自潜回东北，组织旧部，训练民众，再揭抗日义旗。

     由于李杜目标大，潜回东北困难重重，他决定以出洋考察为名，转道苏联，再潜回东北。在李杜整日忙于筹备出国事宜时，1935年底，张学良在参加国民党五中全会后，借故到上海邀见了李杜。此时的张学良思想上正在发生变化。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接受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违心地放弃东北，又奉命在西北围剿红军，连连失利。在共产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策感召下，东北军的将士们纷纷要求停止内战，打回东北老家去。长期的思想内疚，国人的舆论谴责，使张学良产生了接受共产党“联合抗日”主张的念头，但他对共产党存有疑虑，迟迟下不了决心。此时李杜已结识了共产党人冯雪峰，深知中国共产党是真心抗日及国共联合抗战的诚意。但他对张学良也存有戒心，不敢和盘托出与共产党接触的实情，他取出中共中央发布的“八一宣言”传单，冒死与张学良彻夜长谈，力劝张学良与共产党合作，联合抗日，收复东北。经杜重远、李杜的推动，张学良郑重表示：愿意在西北与红军联合抗日。临别时张学良要李杜尽快找到共产党的负责人进行联系。李杜当即与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汇报了张学良的思想情况，请求中共方面选派代表同张学良秘密谈判。张学良回到西安不久，即接到上海李杜的来电：寻求的朋友已找到。张学良知道李杜已与中共中央建立了联系，表示愿意谈判。

     1936年3月10日，经李杜联络，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决定派刘鼎作为共产党方面同张学良谈判的代表。张学良对此极为重视，特派自己的亲信，第112师参谋长、高级参议赵毅秘密来到上海。董健吾将刘鼎首先介绍给李杜，经李杜的关系，赵毅和刘鼎见面。双方代表谈得十分融洽，各表示联合抗日的诚意。3月21日，赵毅接刘鼎到金家巷张公馆见到了张学良，初谈效果良好。23日，张学良接到蒋介石的电令，命他封锁延长、延川一带黄河，以防备红军撤回陕北，张学良对蒋介石这道命令，断然拒绝执行。刘鼎充分肯定了张学良的进步之举，并向张学良介绍了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主张，并指出：红军有广大人民的支持，能征善战，是一支不可战胜的革命武装。事实证明蒋介石的几百万大军对红军无可奈何，何况东北军。刘鼎以他丰富的学识和经验，系统地向张学良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指出停止内战，联合抗日是东北军最好的出路。从而增强了张学良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信心和决心。1936年4月9日，周恩来和张学良两位高级领导人终于会晤，进而达成了历史性的联合抗日的决议。李杜为促进张学良联共抗日，沟通东北军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时东北抗日联军已经建立，由于李杜抗日的经历和声望，经周恩来同意，决定李杜为抗日联军总司令，并在关内设立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李杜欣然受命。为尽快赶赴东北，李杜假借出国，绕道苏联。这期间，上海地下党组织，为保证革命领导人后代的安全，委托李杜将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带到苏联。李杜毫不犹豫，慨然应允下来。他以自己儿子的名义为毛岸英兄弟领取了出国护照。1936年春，李杜化名王元华，一行九人乘船离开祖国，绕道来到法国，在巴黎等待入苏联签证。不料，李杜出国之事被日本当局侦获，向苏联当局提出抗议。三个月后，苏联大使馆只签发了毛岸英、毛岸青兄弟的入苏护照，李杜潜回东北抗日的愿望落空，只好与随行人员返回上海。

     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对李杜的抗日之举恨之入骨，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他们派出汉奸特务，妄图刺杀李杜，并追捕他的家属。李杜和他的亲人几经历险，多次死里逃生。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买通汉奸徐树强等十几名武装特务，一天乘其不备，混进李杜的住宅，捆绑了他的夫人和卫士长。歹徒们到处搜查，没有抓到李杜，便打死了他的侄儿李奇，打伤了他的大儿子李乐和卫士。幼小的李凡藏在桌子底下，幸免于难。1940年，汉奸徐树强再次带人搜查，在天津租界地逮捕了李乐和李凡，押进海光寺监狱。后经李杜夫人王者培托人帮忙，用两根金条才把李乐、李凡俩兄弟赎出，逃到香港避难。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不久，李杜为了直接指挥和领导东北的抗日斗争，再次计划通过新疆的迪化(即乌鲁木齐)去莫斯科，然后转赴东北。他乘飞机赴迪化（今乌鲁木齐），途中因飞机发生故障，被迫降落在兰州机场修理。当时新疆反动军阀盛世才极力阻挠，打电报“谢绝”李杜入新疆，李杜返回东北参加抗日的计划又一次落空。同年11月，李杜再次决定返回东北。在上海沦陷的第二天，李杜化妆搭乘法轮抵达欧洲，在巴黎滞留几个月后，李杜被应允进入苏联境内。后因国际关系复杂，李杜被国民党政府电召回国。

     李杜东归不成，夙愿未遂，深感痛心。他在《三迁》诗中写道：“何事最关心，义军感不禁。机缘三度系，历史十年深。待铸倚天剑，共操退虏琴。国仇犹未灭，那复计升沉”。其报国之心跃然纸上。接连的挫折和打击并没有动摇李杜的抗日信念。他在《国讯旬刊》上发表文章，大声疾呼在东北抗日的各部首领，应“不分信仰，不分党派，不记私仇，在抗日最高的大旗下联合起来”。为了沟通同东北抗日部队的联络，他派人在香港、天津等地设电台，保持与东北抗日部队的联系，他多次公开在报刊上撰写署名文章，热情赞颂东北抗日联军的业绩，并呼吁各界积极支持东北抗日联军的正义行动。

     李杜将军的爱国热情和行动一直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首肯和支持，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行动也深深赞同和饮佩，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唯一能挽救祖国危亡的栋梁，自觉自愿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作。他得知共产党人在东北战场上领导抗日军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特别是杨靖宇等共产党人英勇杀敌的精神更加教育了他，他决心像共产党人那样生活战斗，发誓：“凡有生之日，皆报国之年，一息尚存，决不稍萌退念。”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此后李杜迁居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在那里，他以抗联总司令的名义设立了抗联总指挥部，以共产党员于炳然为政治部主任，开展抗日宣传和发动民众工作。为了沟通同东北抗联的联络，他派人在香港、天津、重庆等地架设电台，随时把抗联杀敌的消息介绍给关内民众。他还时常为进步报刊撰写稿件，呼吁全国各界“应该以最大热诚和力量去援助在敌人铁蹄下苦斗的东北义勇军……”在重庆，李杜不顾国民党特务的监视盯梢，经常同《新华日报》的负责同志往来，还多次同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会晤，虚心聆听他们的宏论。当时，他居住在重庆市南岸区，远离市中心，偏僻幽静，他的家成为共产党负责人同一些民主进步人士秘密会晤的重要场所，共产党人尊他为“南山五老”之一。

     李杜的抗日活动，为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所不容。1942年6月，国民党政府下令查封了设在重庆的抗日联军总指挥部，取缔了李杜的工作，并由戴笠亲自派特务监视其行动。李杜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密控制下失去了自由，他愤慨之余越发怀念东北的父老兄弟，极度忧国忧民，渴望有朝一日重征沙场，“浩劫偏依蜀，雄心在渡辽”，“匹马北征急，何惧道路遥”等诗句充分表现了他此刻的心境。

     在长期同共产党人接触与合作中，李杜逐渐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终于认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抗战的胜利，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使中国有希望。这是他在抗日救亡的实际活动中总结出来的一条真理，也是他从一个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爱国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基石。李杜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经受了党组织的长期考验。1945年上半年，经冯雪峰、董健吾介绍，李杜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特别党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为了抢占东北的胜利果实，准备派一些义勇军将领和东北籍人士回东北，但对他们又不放心，责令他们“必须公开发表反苏反共声明。否则一律不给官做，不准还乡”。阔别家乡13年之久的李杜，虽然思乡心切，但却坚守共产党员的节操，拒绝发表反共声明，毅然放弃做官、返乡的机会，明确表示：“竹梅育精神，松柏知劲节。我怀全夙心，岂为一官折！”因此，他一直被羁留在重庆。一位抗日功绩显赫的将军，不但未得到任何“封赏”，国民党还强迫他退出军界，断绝了他的薪金供给。李杜一家贫困交加，只好靠变卖衣物度日。但他没有屈服国民党反动派的压力，仍然冒着生命危险，四处奔波，联络各界爱国人士，从事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民主进步事业。

     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暗杀了东北抗日领袖李兆麟将军，同时大肆诬蔑“东北抗日联军并无一兵一卒，所有战绩纯属伪造”。李杜不顾身居虎狼之穴，愤笔投书《新华日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谣言，缅怀李兆麟烈士英勇奋斗的光辉业绩。他在文中写道：“李兆麟氏是一位坚决抗战者，在东北坚持抗战达十四年之久”，盛赞李兆鳞“为人和蔼，与士兵同甘共苦，忠心国家，实为一民族英雄与不可多得的建国人材”，“他的被害是中华民族与东北人民的一大损失”。接着，他又撰文歌颂东北抗日联军英勇斗争的功绩，解放区的《东北日报》转发了这篇文章并加编者按称：“李杜将军撰文阐述东北抗日联军沿革，证实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是毫无根据的。”在此期间，李杜还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写下了许多诗词，揭露其挑起内战，造成了“遍地干戈同室操，”“堂前燕垒尽复巢。”“战垒尸骸皆手足，沙场白骨概同胞”。“人去千家火，马来万井干，黄童只鸣咽，白叟忍调残。”揭示了人民遭受劫难的凄惨情景，痛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他在困境中争取爱国进步人士的支持，尽力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业。他还参加了重庆红十字会，开办学校、医院，收容孤老和儿童，从事社会救济和慈善事业。有一位老人戴士英回忆说；“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李杜将军，他为人善良厚道，对穷人特别关心，从不向邻里摆架子。有一次娃他爹被国民党抓了壮丁，我又患病，上有老，下有小，眼看就要揭不开锅。李杜知道了，连忙打发他的夫人送来米面，才使我全家活了下来。附近的邻里无论谁家有了难事，李杜总要凑上前去，热心帮这帮那，这一带穷乡亲大多受过他的接济，所以他去世那年，乡亲们把眼睛都哭红了，舍不得让他离去，他可真是一位好人啊!”

     1946年4月，解放区的吉林省人民召开首届临时参议会，与会代表一致推选当时缺席的李杜为参议会议长。1947年7月，李杜参加了李济深、蔡廷锴、何香凝等民主人士组织的反战活动。他在国统区坚持斗争，不畏风险，积极投身到反独裁统治的民主进步事业之中。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李杜高兴得老泪横流，他给周恩来拍去电报，欢呼中国人民的新生，欢呼中国从此有了希望。全国解放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关心李杜，许多领导同志亲自登门拜访和探望，邀请他到北京居住。但李杜没有躺在功劳簿上自我陶醉，而是力所能及地为党和人民工作，还鼓励自己的夫人参加社会活动，支持自己的亲属参加抗美援朝斗争，教导在东北西丰县的儿子李凡“安分守己”地为人民工作，不要提父亲的名字向政府要待遇，“生活要自己创业，一切靠自己”，要一辈子“做好事，别做坏事”。

     李杜在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党和人民高度评价了他的功绩。先后推选他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四川省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常委委员。1955年2月，李杜出席了重庆市召开的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

     1956年8月23日，这位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奋斗终生的抗日名将、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战士，突患心脏衰竭，经抢救无效，在重庆市南岸区人民医院逝世，享年七十六岁。

（刘宇实）